原载于 数字经济与社会 2022-01-06 22:03
注：李铭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专家、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顾问专家，原央行征信中心顾问
2014年，年轻的比利时学者罗吉尔·克里默斯将我国政府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6-2020）》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网上发布，引起众多西方媒体的关注。由于有关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英文资料的匮乏和西方媒体的固有偏见，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媒体对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和评述中充满不实之词，包括不少无边际的臆想。许多西方读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是像英国电视连续剧“黑镜”所描述的场景一样，给每个中国居民头上放一个“分数”，分数的高低决定其可获取资源的多少和可享有权力的大小。2018年10月，特朗普年代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实现所谓‘社会信用评分’来控制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9年10月，美国国会研究局撰写了一篇报告，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用来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及公民进行控制。美国国会在同年的几个立法中也都加入了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表示关切的内容，如要求商务部调查中国是否将美国的出口管制商品用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19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的一个由25位议员组成的跨党派议员团施压特朗普政府，要求政府调查中国是否通过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监视和控制在中国运营的企业。议员团写给美国政府贸易谈判代表的信中说，中国政府利用“算法系统”搜集数据，基于对中国经济体系贡献大小来为企业评分，可能会“强迫美国公司将研究活动转移到中国进行以及向中国交付技术、以支持中国的工业和外交政策”。而企业的分数一旦低于某个阈值，可能会在采购方面受限、申请贷款时利率可能会提高、政府监管部门可能增加对企业的现场检查频度。此外，政府采集的（涉及美国企业的）数据“可能会交给华为这样的受美国制裁的公司来管理”。
2020年1月17日，美国政府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这家机构的负责人目前在中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上）发布招标书，希望选择一家机构进行一项关于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下文中简称CSCS）的研究。十个月之后，名为《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系统：上下文、竞争、技术和地缘政治》的项目最终报告发布。95页的报告被称为对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活动提供了“最清醒和最全面的看法”。
下文将对这份报告中的主要“发现”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熟悉及了解西方国家议会及政府机构看待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心态和视角，对于我们在国际讲坛上把中国的故事讲好，相信会有一定意义。
USCC聘用的研究团队撰写的这份报告，主要“发现”中包括以下一些观点：
l CSCS概念的形成和体系的建设主要解决中国国内企业的问题，没有证据显示存在刻意针对或不公正对待外国企业的意图。
l CSCS旨在增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而不是额外创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
l CSCS已经开始运作，但在各行业、各地区落地的进度差异极大。没有一个确定的“正式启动”时间。
l CSCS档案中的数据目前主要是政府监管数据，未来可能包括消费者、行业协会或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的诸如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等数据，但没有证据表明档案中将包含从远程传感器、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社交媒体、电商交易等来源采集的数据。
l 中国国内和国外对CSCS所用技术的复杂性的说法存在过度夸张成分。目前体系中自动化采集数据及自动化实施监管的程度尚低。没有见到自动采集数据并自动实现监管而完全没有人的介入的例子。
l 虽然目前CSCS所使用的技术并不复杂，但数据的数量极其庞大，导致系统的规模令人震惊。这一系统的成功实施可能大大提高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使中国政府在制度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l 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依据自身的监管权限管理各种黑名单机制。由于进入黑名单的标准是事先明确定义的，消费者或企业不会被随意放进黑名单，虽然政府仍然掌握权力，决定哪些违法违规实体会受到惩罚以及所受到惩罚的严重程度。
l CSCS的机制之一是“联合奖惩”机制，即被一个监管机构放进黑名单或红名单的实体可能会受到其他监管机构的惩戒或奖励。为使体系能够触及政府不易触及的某些市场角落，政策制定者也在尝试让行业协会和大型互联网平台参与奖惩过程。
从这一点开始，报告开始进入臆想模式，猜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于境外企业及个人“可能构成”的“风险”。比如，
l 社会信用档案的广泛应用可能带来监管腐败或因数据被污染而使企业受到歧视的风险。某种程度的监管随意性仍然可能存在，且信用状态的改变在“联合惩戒”的机制下可能会放大信用主体的违规程度，甚至产生雪崩式的影响。
l 虽然CSCS不是作为贸易战的武器而设计的，但它的使用未来有可能被政治化。
l 由于在CSCS档案中个人（如企业的法人、高管和实际控制人）与企业是相互关联的，二者在分别受到惩戒时可能会产生连带效应。
l 大型机构有更多的可能暴露在CSCS机制之下。目前还不清楚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受惩戒对母公司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l 随着平台从CSCS获取更多数据，算法可问责性以及算法推荐固有的准确性和公平性问题可能会发展成为关键挑战。
l 在中国，CSCS数据与日俱增地被使用在信贷和投资领域的企业评级上面。这些数据的有效使用以及连带的评级方法地改变可能会威胁到美国主导的“三大”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
l CSCS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在数据驱动的治理方面领先于西方“民主”国家，从而使“专制政治体系”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治理的有效性方面都超越“民主”国家，甚至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效仿。
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居然给西方发达国家形成某种压力和恐惧感，这一点相信许多国人是想象不到的。
纵观整个报告，有这样几点体会：
其一，这份报告还可以一读。从整体上说，这份报告的主要“发现”看上去异乎寻常地全面及客观。如果考虑到这篇报告的出处则更增此感。据说研究团队为此项目曾阅读大量中文相关资料。即便如此，能够如实陈述所知晓的情况已属难得。报告没有重弹所谓“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评分控制人的思想和消费习惯”的老调，估计美国国会山的反华议员们也不会太开心。
其二，这份报告中的分析仍然止于浅表。报告中的论述还只能被看作是对媒体报道的（相对客观地）归纳和复述，缺乏有学术深度的分析和理解。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就性质而言更接近于工程而非科学，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研究团队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而难言准确。
其三，报告的结论仍然魔幻。虽然报告对CSCS现状的阐述尚属客观，对CSCS发展前景的畅想则仍然脱不出老套子。近几年西方世界已经习惯于将中国做的每件事情都看作是对西方的威胁。这份报告在承认了CSCS本意是对中国国内企业增强市场秩序监管力度之外，仍然遐想该机制未来可以被用作地缘政治的武器来攻击西方世界，也算过于因己度人了吧！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了解西方恐惧感之所在，在向境外友好人士讲述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故事的时候，也算是多了一些有益的参照，并不是件坏事。
附：《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系统：上下文、竞争、技术和地缘政治》引言
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下称CSCS）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主要作为打击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环境中激增的企业渎职和合同欺诈现象的一种机制。当时中国的领导层相信，这种不受控制的渎职行为通过在消费者、企业、监管机构和信贷机构之间产生广泛的不信任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CSCS最初被设想为一种机制，帮助监管机构使不合规的公司回到正轨，通过使用”市场工具惩戒经济领域的不诚实行为”来增强中国薄弱的法律体系。CSCS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出现代表了中国市场监管方式的根本转变。
自2014年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而正式启动以来，CSCS已扩展为一个雄心勃勃且规模和范围惊人的国家项目。这是一项复杂、全面、全政府范围的倡议，覆盖经济的每个部门，涉及数据收集、公司监管、金融、消费者权益倡导和地缘政治——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本报告将探讨的。
根据CSCS，政府数据和市场生成的企业合规数据收集到中国每个法人实体的”企业社会信用档案”中。此数据的规模之大怎么说都不过分。该档案包含的监管检查和行政管理数据由国家的至少44个政府部门及在各省的分支机构提供。在在美国的背景下，这大致相当于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美国环保署，美国农业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健康和人力资源部、能源部、教育部以及每个法院、警察局和州级机构在单一平台上共享数据记录。
这种全国性的数据收集使CSCS的第二个核心组成部分成为可能：用非司法的机制，通过限制合规记录不佳的公司进入市场来加以惩罚，并通过”黑名单”对它们进行公开谴责；给与合规记录始终很好的公司经济激励，并通过”红名单”使其获得公众赞誉。企业社会信用档案还被用作各种公共和私营部门动议的基础。北京希望这将共同形成一个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以解决人们所说的市场环境中缺乏”信任”的问题。
“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一词的英文翻译有些不当，译名中使用“体系（system）”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CSCS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的、技术监管的机制，并且社会信用旗帜下的每项政策都是综合监管框架中的一个结点。事实上，虽然数据归集是集中式的，但围绕在CSCS周围的政策环境是国家政策和各部门政策、市政试点项目、以及公有及私营部门的合作协议等互不相交成分的一个混合体，松散地围绕着加强市场”信任”的目标。
CSCS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长期被误解。系统覆盖的宽广范围以及技术和法律上的复杂性，加上缺乏英语的社会信用文献权威来源，形成理解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目标和功能现状的重大障碍。没有对CSCS的设计、技术、功能、政策、目标和限制的清晰洞察，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无法很好评估CSCS会或不会演变成对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产生负面影响、或被中国监管机构利用来不利于美国企业或以其他方式影响美国企业。在本报告中，我们利用从数千个中国的信息来源获取的资料来描述该系统是什么以及它做什么。
我们还寻求更清楚地定义系统不做什么。普遍地缺乏对CSCS的法律限制和技术设计的理解导致了广泛的对系统目标的混淆 – 例如，人们经常重复的错误描述说CSCS的主要目的是给公司发放”社会信用评分”。同样，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与CSCS相关的话题上随意使用某些术语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加上中国最近大规模地在国内部署人脸识别等监控技术，引发了人们对技术在下一代系统中扮演的角色的重大猜测。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参考了技术手册、数据目录和技术采购文档，定义了数据和技术当应用于CSCS时限度在哪里。
中国国内外对CSCS的看法截然不同。国际评论员倾向于关注该系统未来作为一种针对外国公司开展贸易战的武器以及用来加强对国家的社会经济控制的潜在可能性。有人指出，虽然CSCS表面上是为了强化循规守法而创建的，但这些法律法规只服务于党的利益。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反响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总体上说，观察者倾向于看重CSCS在当前阶段清理受到渎职和欺诈行为长期困扰的商业环境的能力。我们发现矛盾的是，这两者可能同时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在中国，加强国家控制并不被视为与提高市场信任和效率的想法相排斥。
在中国国内，高级官员们赞扬CSCS的措辞同法律现实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和谐。中国领导层标榜社会信用是一个逃不掉的惩戒网，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诸如此类的言论让人想起一种不受法律或人权约束的无处不在的国家控制工具。但在实践中，正如本报告将说明的那样，该系统的许多功能受到各种限制，远不如观察者所相信的那样“邪恶”。尽管如此，CSCS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人们对数据的大规模汇集可能导致的系统被滥用或造成歧视的关注。
说到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及其对CSCS的愿景将决定系统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报告试图突出”内部人士”关于社会信用的观点。我们相信，通过中共的眼睛来更深入地了解该系统的预期后果，将更好地使美国决策者预测其未来的演变、评估其更广泛的影响和潜在的意外后果，并与中国决策者在这个问题上交换看法。为此，本报告寻求用北京对CSCS的设想来补充我们自己的分析。
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CSCS的设计、功能和总体战略方向已经明确地阐述出来了，系统的许多方面仍在不断变化；虽然CSCS已经在运作，它也同时在快速发展。这使得很难对系统的某些方面得出明确结论。此外，参与系统建设的人数众多，导致了各种政策的推出高度碎片化、各部门各地方的实施进度差异巨大，难以评估其总体实施状况。话虽如此，从过去六年中更广泛的政策制定和数据基础设施的更大范围部署等方面的高速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实施这个对中国的发展可能产生广泛和重大的影响的系统。
原载于 数字经济与社会 2022-01-06 22:03
李铭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专家、原央行征信中心顾问
2014年，年轻的比利时学者罗吉尔·克里默斯将我国政府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6-2020）》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网上发布，引起众多西方媒体的关注。由于有关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英文资料的匮乏和西方媒体的固有偏见，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媒体对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和评述中充满不实之词，包括不少无边际的臆想。许多西方读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是像英国电视连续剧“黑镜”所描述的场景一样，给每个中国居民头上放一个“分数”，分数的高低决定其可获取资源的多少和可享有权力的大小。2018年10月，特朗普年代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实现所谓‘社会信用评分’来控制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9年10月，美国国会研究局撰写了一篇报告，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用来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及公民进行控制。美国国会在同年的几个立法中也都加入了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表示关切的内容，如要求商务部调查中国是否将美国的出口管制商品用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19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的一个由25位议员组成的跨党派议员团施压特朗普政府，要求政府调查中国是否通过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监视和控制在中国运营的企业。议员团写给美国政府贸易谈判代表的信中说，中国政府利用“算法系统”搜集数据，基于对中国经济体系贡献大小来为企业评分，可能会“强迫美国公司将研究活动转移到中国进行以及向中国交付技术、以支持中国的工业和外交政策”。而企业的分数一旦低于某个阈值，可能会在采购方面受限、申请贷款时利率可能会提高、政府监管部门可能增加对企业的现场检查频度。此外，政府采集的（涉及美国企业的）数据“可能会交给华为这样的受美国制裁的公司来管理”。
2020年1月17日，美国政府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这家机构的负责人目前在中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上）发布招标书，希望选择一家机构进行一项关于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下文中简称CSCS）的研究。十个月之后，名为《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系统：上下文、竞争、技术和地缘政治》的项目最终报告发布。95页的报告被称为对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活动提供了“最清醒和最全面的看法”。
下文将对这份报告中的主要“发现”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熟悉及了解西方国家议会及政府机构看待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心态和视角，对于我们在国际讲坛上把中国的故事讲好，相信会有一定意义。
USCC聘用的研究团队撰写的这份报告，主要“发现”中包括以下一些观点：
l CSCS概念的形成和体系的建设主要解决中国国内企业的问题，没有证据显示存在刻意针对或不公正对待外国企业的意图。
l CSCS旨在增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而不是额外创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
l CSCS已经开始运作，但在各行业、各地区落地的进度差异极大。没有一个确定的“正式启动”时间。
l CSCS档案中的数据目前主要是政府监管数据，未来可能包括消费者、行业协会或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的诸如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等数据，但没有证据表明档案中将包含从远程传感器、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社交媒体、电商交易等来源采集的数据。
l 中国国内和国外对CSCS所用技术的复杂性的说法存在过度夸张成分。目前体系中自动化采集数据及自动化实施监管的程度尚低。没有见到自动采集数据并自动实现监管而完全没有人的介入的例子。
l 虽然目前CSCS所使用的技术并不复杂，但数据的数量极其庞大，导致系统的规模令人震惊。这一系统的成功实施可能大大提高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使中国政府在制度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l 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依据自身的监管权限管理各种黑名单机制。由于进入黑名单的标准是事先明确定义的，消费者或企业不会被随意放进黑名单，虽然政府仍然掌握权力，决定哪些违法违规实体会受到惩罚以及所受到惩罚的严重程度。
l CSCS的机制之一是“联合奖惩”机制，即被一个监管机构放进黑名单或红名单的实体可能会受到其他监管机构的惩戒或奖励。为使体系能够触及政府不易触及的某些市场角落，政策制定者也在尝试让行业协会和大型互联网平台参与奖惩过程。
从这一点开始，报告开始进入臆想模式，猜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于境外企业及个人“可能构成”的“风险”。比如，
l 社会信用档案的广泛应用可能带来监管腐败或因数据被污染而使企业受到歧视的风险。某种程度的监管随意性仍然可能存在，且信用状态的改变在“联合惩戒”的机制下可能会放大信用主体的违规程度，甚至产生雪崩式的影响。
l 虽然CSCS不是作为贸易战的武器而设计的，但它的使用未来有可能被政治化。
l 由于在CSCS档案中个人（如企业的法人、高管和实际控制人）与企业是相互关联的，二者在分别受到惩戒时可能会产生连带效应。
l 大型机构有更多的可能暴露在CSCS机制之下。目前还不清楚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受惩戒对母公司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l 随着平台从CSCS获取更多数据，算法可问责性以及算法推荐固有的准确性和公平性问题可能会发展成为关键挑战。
l 在中国，CSCS数据与日俱增地被使用在信贷和投资领域的企业评级上面。这些数据的有效使用以及连带的评级方法地改变可能会威胁到美国主导的“三大”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
l CSCS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在数据驱动的治理方面领先于西方“民主”国家，从而使“专制政治体系”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治理的有效性方面都超越“民主”国家，甚至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效仿。
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居然给西方发达国家形成某种压力和恐惧感，这一点相信许多国人是想象不到的。
纵观整个报告，有这样几点体会：
其一，这份报告还可以一读。从整体上说，这份报告的主要“发现”看上去异乎寻常地全面及客观。如果考虑到这篇报告的出处则更增此感。据说研究团队为此项目曾阅读大量中文相关资料。即便如此，能够如实陈述所知晓的情况已属难得。报告没有重弹所谓“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评分控制人的思想和消费习惯”的老调，估计美国国会山的反华议员们也不会太开心。
其二，这份报告中的分析仍然止于浅表。报告中的论述还只能被看作是对媒体报道的（相对客观地）归纳和复述，缺乏有学术深度的分析和理解。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就性质而言更接近于工程而非科学，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研究团队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而难言准确。
其三，报告的结论仍然魔幻。虽然报告对CSCS现状的阐述尚属客观，对CSCS发展前景的畅想则仍然脱不出老套子。近几年西方世界已经习惯于将中国做的每件事情都看作是对西方的威胁。这份报告在承认了CSCS本意是对中国国内企业增强市场秩序监管力度之外，仍然遐想该机制未来可以被用作地缘政治的武器来攻击西方世界，也算过于因己度人了吧！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了解西方恐惧感之所在，在向境外友好人士讲述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故事的时候，也算是多了一些有益的参照，并不是件坏事。
附：《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系统：上下文、竞争、技术和地缘政治》引言
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下称CSCS）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主要作为打击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环境中激增的企业渎职和合同欺诈现象的一种机制。当时中国的领导层相信，这种不受控制的渎职行为通过在消费者、企业、监管机构和信贷机构之间产生广泛的不信任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CSCS最初被设想为一种机制，帮助监管机构使不合规的公司回到正轨，通过使用”市场工具惩戒经济领域的不诚实行为”来增强中国薄弱的法律体系。CSCS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出现代表了中国市场监管方式的根本转变。
自2014年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而正式启动以来，CSCS已扩展为一个雄心勃勃且规模和范围惊人的国家项目。这是一项复杂、全面、全政府范围的倡议，覆盖经济的每个部门，涉及数据收集、公司监管、金融、消费者权益倡导和地缘政治——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本报告将探讨的。
根据CSCS，政府数据和市场生成的企业合规数据收集到中国每个法人实体的”企业社会信用档案”中。此数据的规模之大怎么说都不过分。该档案包含的监管检查和行政管理数据由国家的至少44个政府部门及在各省的分支机构提供。在在美国的背景下，这大致相当于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美国环保署，美国农业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健康和人力资源部、能源部、教育部以及每个法院、警察局和州级机构在单一平台上共享数据记录。
这种全国性的数据收集使CSCS的第二个核心组成部分成为可能：用非司法的机制，通过限制合规记录不佳的公司进入市场来加以惩罚，并通过”黑名单”对它们进行公开谴责；给与合规记录始终很好的公司经济激励，并通过”红名单”使其获得公众赞誉。企业社会信用档案还被用作各种公共和私营部门动议的基础。北京希望这将共同形成一个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以解决人们所说的市场环境中缺乏”信任”的问题。
“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一词的英文翻译有些不当，译名中使用“体系（system）”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CSCS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的、技术监管的机制，并且社会信用旗帜下的每项政策都是综合监管框架中的一个结点。事实上，虽然数据归集是集中式的，但围绕在CSCS周围的政策环境是国家政策和各部门政策、市政试点项目、以及公有及私营部门的合作协议等互不相交成分的一个混合体，松散地围绕着加强市场”信任”的目标。
CSCS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长期被误解。系统覆盖的宽广范围以及技术和法律上的复杂性，加上缺乏英语的社会信用文献权威来源，形成理解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目标和功能现状的重大障碍。没有对CSCS的设计、技术、功能、政策、目标和限制的清晰洞察，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无法很好评估CSCS会或不会演变成对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产生负面影响、或被中国监管机构利用来不利于美国企业或以其他方式影响美国企业。在本报告中，我们利用从数千个中国的信息来源获取的资料来描述该系统是什么以及它做什么。
我们还寻求更清楚地定义系统不做什么。普遍地缺乏对CSCS的法律限制和技术设计的理解导致了广泛的对系统目标的混淆 – 例如，人们经常重复的错误描述说CSCS的主要目的是给公司发放”社会信用评分”。同样，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与CSCS相关的话题上随意使用某些术语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加上中国最近大规模地在国内部署人脸识别等监控技术，引发了人们对技术在下一代系统中扮演的角色的重大猜测。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参考了技术手册、数据目录和技术采购文档，定义了数据和技术当应用于CSCS时限度在哪里。
中国国内外对CSCS的看法截然不同。国际评论员倾向于关注该系统未来作为一种针对外国公司开展贸易战的武器以及用来加强对国家的社会经济控制的潜在可能性。有人指出，虽然CSCS表面上是为了强化循规守法而创建的，但这些法律法规只服务于党的利益。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反响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总体上说，观察者倾向于看重CSCS在当前阶段清理受到渎职和欺诈行为长期困扰的商业环境的能力。我们发现矛盾的是，这两者可能同时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在中国，加强国家控制并不被视为与提高市场信任和效率的想法相排斥。
在中国国内，高级官员们赞扬CSCS的措辞同法律现实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和谐。中国领导层标榜社会信用是一个逃不掉的惩戒网，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诸如此类的言论让人想起一种不受法律或人权约束的无处不在的国家控制工具。但在实践中，正如本报告将说明的那样，该系统的许多功能受到各种限制，远不如观察者所相信的那样“邪恶”。尽管如此，CSCS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人们对数据的大规模汇集可能导致的系统被滥用或造成歧视的关注。
说到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及其对CSCS的愿景将决定系统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报告试图突出”内部人士”关于社会信用的观点。我们相信，通过中共的眼睛来更深入地了解该系统的预期后果，将更好地使美国决策者预测其未来的演变、评估其更广泛的影响和潜在的意外后果，并与中国决策者在这个问题上交换看法。为此，本报告寻求用北京对CSCS的设想来补充我们自己的分析。
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CSCS的设计、功能和总体战略方向已经明确地阐述出来了，系统的许多方面仍在不断变化；虽然CSCS已经在运作，它也同时在快速发展。这使得很难对系统的某些方面得出明确结论。此外，参与系统建设的人数众多，导致了各种政策的推出高度碎片化、各部门各地方的实施进度差异巨大，难以评估其总体实施状况。话虽如此，从过去六年中更广泛的政策制定和数据基础设施的更大范围部署等方面的高速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实施这个对中国的发展可能产生广泛和重大的影响的系统。
2020年是CSCS发展的关键时刻。阐明了CSCS战略方向的《规划纲要》将于12月到期，详细说明下一个五年社会信用战略的更新版的计划预计将于年底前问世。考虑到CSCS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现在是美国企业和政府的利益相关者深化其对该系统的目的、功能和危险之理解的合适时机 – 也是设计及启动美国的政策回应、并开始就这一话题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直接对话的合适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