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安光勇:完善的征信体系在疫情中的贡献

安光勇 前韩国征信机构NICE业务总监 2020-09-03

序言

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韩国文在寅政府的最初对应,基本上可以用“混乱”来形容,并导致韩国成为全球疫情初期的关注地区(其表现也可以从总统支持率中看出)。因初期的失误,原本保持在47%的支持率一度下跌到41%,甚至有些媒体曾预言文在寅政府会步入朴槿惠政府的后尘——提前下台。

来源:盖洛普咨询公司(韩国),文在寅总统支持率评价(2020.5.8报道)

疫情时期文在寅政府所面临的挑战

  1. 执政空白期:文在寅的执政党,之前就已经历了近10年的在野党身份,其执政经验和能力都明显下降。更何况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其防疫相关经验更堪忧
  2. 而国内政治舆论对执政党能力也存在很大的质疑
  3. 韩国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与日本类似,非常不利于防疫

而把文在寅政府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功臣,却是韩国完善的征信体系。凭借强大的征信体系,文在寅政府迅速调整回状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制定和推出400多个政策,达到了社会稳定的目的。

文在寅的支持率也一路飙升到71%,这71%的支持率也创下历代总统同时期最高支持率的记录(超过了朴正熙总统)。不仅如此,其领导的政党在4月份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为下一届总统选举奠定了基础。

而股市也表现出了恢复的迹象。

来源:韩国交易所,(2020.5.27)

韩国一家调查公司最近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文在寅支持率的上升,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防疫很成功”。值得关注的是,文在寅总统几乎在所有的年龄段,甚至在最保守的保守阶层,其正面评价(46%)超过了负面评价(44%)。

文在寅政府成功书写了一次大逆转。接下来我们就分析征信体系在此次疫情中是如何起到了关键作用的。

文在寅政府的“新政”

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机构谁都没预测到此次的疫情,韩国的征信体系也不例外。但征信体系之前所积累的客户分类体系、客户特征等庞大的数据,帮助政府和机构,成功制定并落地了400多个制度。

从文在寅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内容来看,与全球其他国家的政策并无太大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效率——文在寅政府在短短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推出了大量政策,截止5月8日,韩国共出台400多个政策,其中包括计30多个心理咨询政策(其效率在全球名列全茅)。

来源:线上青年中心,应对COVID-19的紧急政策现况(2020.5.14)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支持政策外,还有30个心理政策。心理自疗是主要针对受害群体(患者、家属,以及被隔离观察者、重灾区企业主、抑郁症患者等),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心理治疗(大部分属于免费,但需要预约)。该政策除了达到治愈受害群体的心理创伤的目的外,更重要的是起到了社会维稳的效应,预防、并避免这些受害群体做出过激(对社会的盲目报复等)行为,并把负面影响扩散到整个社会群体中的效果。从政府角度,起到了一个双重作用,尤其是对于此次疫情。

通过心理自疗的数据统计和其变化趋势,也间接地起到了舆情监控和分析的目的。通过心理治疗方式的深度互动,能够更加准确把握目前的民心以及动态的变化,并不断推出适合的相关政策来。从而在整个疫情中抓到主动权。

那么韩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作者认为——主要靠的是韩国完善的征信体系和历史积累。就是这个完善的征信体系,让曾经被认为是“菜鸟”且刚上任不久的执政党,能够迅速应对疫情,成功扭转了整个局面。

文在寅政府的新政,主要是在扶持对象的精准定位。疫情带来的第一个挑战是:1)如何定义最需要帮助的客户群?。

面对疫情,不管是国家贫穷还是富裕,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共同面临一个严重问题——缺钱(也包括号称最富裕的美国)。除了极少数行业(如:口罩制造厂家等)外,几乎所有的群体都没能避开疫情的冲击,无一例外地都需要政府的救济。针对“僧多米少”的困境,如何把有限的资源,能够精准地投放到最需要的领域(把力量用到刀刃上),就成了此次战疫的关键。

具体说:《如何定义并区分最需要的帮助的目标人群》是关键。根据其特性,可按以下方式进行分类:

1 贫困群体:虽然该群体不是资金方面受害(金额)最多的群体,但却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群体。

加上该群体普遍无积蓄,且长期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无各种社会、商业保险等),因此此次疫情直接影响到其生存,最坏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因饥饿而死亡,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包括动乱)。

因此,此次疫情中,最紧急的救济对象并不是损失(金额)最大的群体(如:企业),而是贫困群体。

从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角度来讲,该群体也应该是最先要救济的群体。

该群体的数量并不多,且人均救济资金也相对少一些,总体人均救济成本相对较低,效果却立竿见影,能够大大改善政府形象并易于获得群众支持。从而导致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能迅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对于该群体的救济策略是——以现金形式发放,且不遗余力。

因为该群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通过移动互联网(线上打折卷等)的方式不太适合,并且被传统金融体系拒之门外,根本没有信用卡,并很难获得贷款。因此只有现金发放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直接的救济方式。

文在寅政府也没有错失良机,当号称全球最富裕的美国也出现贫穷阶层因疫情而发生暴乱时,韩国竟然没有一个有关贫穷阶层挨饿的负面消息(哪怕是小道消息),文在寅政府也逐步走出了疫情初期时的困境。

但该群体的局限性是:由于该群体整体数量少、收入有限等原因,对其救济效应做不到带动整个经济复苏的效果。

  • 中小企业主(自营业、中小企业、工商业者等):

在重点救济对象群体中,该群体才是疫情冲击最大(损失金额)的群体。疫情前该群体一般是属于小康、中产,甚至富裕阶层。但在疫情后很多人员由疫情前的“富翁”变成现在的“负翁”。

尽管损失惨重,但该群体与贫困群体有所不同。

该群体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积蓄),即便是债台高筑,也会有一些流动资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挨饿(情况比贫困阶层要好的多)。而且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和文化背景,通过保险、法律等手段(比如:企业破产或个人破产制度等)对冲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最终能够保护自己。

但如果疫情持续时间变长,则会引来大规模的破产潮,最后可能导致沦为贫困层。对于整个社会的失业率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因此该群体并非是最为紧急的救济群体。

对于该群体的救济策略是——低息、长期贷款对于相对高收入人群(相对于贫困阶层)来说,救济贫困层的现金规模属于杯水车薪,基本上派不上用场。

因该阶层接受了一定的正规教育,并具备了一定的信用和创造价值的能力(还款能力),满足贷款的准入条件,所以提供低息、长期贷款是最佳选择。

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经济需要靠这个群体来拉动。该群体的复苏也意味着能够通过产生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贫困阶层的发展,最终能实现双赢。

此次疫情考验了各国政府的非常时期的应对能力。强大的国防力、富有的国家财富、甚至先进的医疗技术(以美国为例)都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完善的征信体系在此次疫情中默默发挥出了巨大作用,这一点我们值得去参考和借鉴,并从长期的观点去规划建设完善的国家层面的征信体系。

注:本文来自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委会2020年8月14日举办“疫情对个人征信体系的冲击与应对”闭门研讨会安光勇老师的发言,经本人确认

欢迎转载,请注明“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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